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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典當行你知多少?

2014-07-14 18:10:58??????點擊:
  老上海典當行你知多少?在老上海人的印象中,說起典當,很容易條件反射聯想起一個名詞:“萬惡的舊社會”。有一出滬劇叫《為奴隸的母親》,說的就是可惡的“典當”——典妻的故事。拿女人作“典當”,這還不夠萬惡嗎!家喻戶曉的“白毛女”的悲慘故事,講述的也是惡霸地主黃世仁逼佃農女兒喜兒以身體典她父親楊白勞的所謂欠債。后來我在電影和連環畫上只要看到墻壁上那個足有一人多高的碩大的繁體字“當”,我就有一種沉重的壓抑感,我們習慣叫它當鋪,看到它,總感到旁邊那扇黑森森的門洞里藏著陷阱,只要你一踏入,就會遭遇滅頂之災。至于里面那高高的柜臺,以及在柜臺上只露出大半個戴著瓜皮帽的腦袋,加上那透過老花鏡上方射向典當者的狐疑的目光,都會讓人不寒而栗,感到典當者來到這里,顯然是挨宰來了。問題是即使挨宰,典當者也只能來。對后者來說,跑典當行就是跑生活。典當者已經只剩下典當一條生路,一旦失去這條生路,生活就面臨絕路。
    今天,歷史已經進入了新世紀。昔日的典當行已經遠了。走近我們的已然是全新意義上的典當業。據此前滬上一家報紙報道,全國規模最大的典當行在滬開張,宣稱汽車、房產皆可質錢,還將從事股票質押貸款。果然,這樣的典當行開張后,一些投資者、生意人、房產商看中其比銀行更便捷的時效,紛紛向它“調頭寸”,把資產轉化為資金用于再投資。以至有識者指出,以前一直是“窮人的后門”的當鋪,如今已然成了一個特殊的金融機構。但是盡管如此,看到那個碩大的繁體“當”字,我總會情不自禁地想起已經遠去的老上海當鋪。尤其是當我在梳理有關舊上海社會舞臺上曾經出現的一幕幕場景時,那個觸目驚心的繁體“當”字更是時時回閃在眼前。歷史學家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一書中記述他對舊上海的印象時說,“上海雖為世界第一流的城市,在墻壁上以丈尺大字寫出的商業標識不是雪佛蘭轎車或奇異GE電氣用品,而是當鋪之‘當’與醬園之‘醬’。”在我看來,這個“當”字分明也是歷史對現實的一種提醒,提醒今天,歷史上曾經有過的一幕。
    好多年前的一個夏天,我們全家曾去已故著名作家茅盾的家鄉桐鄉烏鎮旅游,當時還在上小學二年級的陸泱在旅游參觀景點之一的烏鎮老當鋪時,居然足足逗留了老半天,他一會兒坐上高高的典當柜后面那把高凳,目光透過眼前那扇小窗,望著游人出出進進;一會兒又跳下來,頗感新鮮地在八仙桌旁的大扶手椅上坐坐,我猜測兒子對這里的印象一定覺得非常好玩。他對歷史的閱讀和了解還很有限,還體會不到那時的窮人挾著典當物戰戰兢兢走近當鋪,會是一種什么心境;還不懂得探究在這些前來當鋪的窮人家里正發生著什么。
    近代上海的典當業是相當興盛的。說中國典當業的存在已有幾千年歷史決不為過。黃仁宇《放寬歷史的視界》一書中曾引述彭信威著《中國貨幣史》中的記載說,16世紀中國有當鋪兩萬家,至19世紀仍有七千家,所以黃仁宇說彼時“全國最發達之金融機關則為典當業”。
    又據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上海《典業公所公議章程十則碑》稱:“上海典鋪,星羅棋布,已遍城鄉。倘再有新創之典,必須同業集議。”可知其時上海已建有典業公所的行業組織。
    任何行業,沒有節制過濫發展,必然會帶來負效應,典當業亦然,畢竟其中有不菲的利潤可賺。至于賺頭有多少,從黃仁宇將高利貸和典當業相聯系,頗可見出一斑。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中說,“因高利貸有如典當業,通常盤剝窮蹙之借貸者,借款用于窘迫間之消耗,利潤又多為放款者輾轉購置田產,對促進商業,絕鮮功效”。
    上世紀30年代末,曾出現在上海《中華日報》上的一則報道報道得可要透徹詳盡多了——
    “據本市典當業方面消息:值此百物昂貴,民不聊生之秋,本市典當營業,非但未見繁榮,反日趨冷淡。查戰前本市中區較大同業,日常架本,常在三十萬元左右。自去年下半年起,均不過十余萬元。……當局方面,較貴重之金銀珠寶,早經由所有者,轉輾銷售于暴富戶中,不再重入典門,珍貴皮貨亦然,其余不甚值錢之衣服,既非典當所歡迎,同時所得細微之錢,實不足供一人一日食宿之需,此皆押店交易,與典當業無關。至滿期當品,更無不贖去,即無力贖取者,亦必出售當票,由他人代贖。最近滬市不乏專營此項業務者,去年均獲巨利,此當業”架本“日趨減少之一種主要原因。至押店營業,亦并不見佳,新春以來,尤感清淡,洵屬今日滬市民生恐慌聲中之一種矛盾狀態,足供研究。惟西區一帶,押店營業近來異常發達,此系專恃一般賭徒,作孤注一擲之需,無關平民日常生活上救濟用途也。”所以為了抑制它的盲目發展,不得不采取一些制約措施。
    根據《中國經濟年鑒》(1932—1933年)記載,上海在1932年時有典鋪40家,當鋪43家,押店84家和質店5家。這里將典、當、押、質等予以區分是很明顯的。如此區分見之于近人徐珂編撰的《清稗類鈔》。是書“農商類·典質業”云:“典質業者,以物質錢之所也。最大者曰典,次曰質,又次曰押。典、質之性質相等,贖期較長,取息較少,押則反是,所收大抵為盜賊之贓物也。”這樣的區分后來亦為治典當學的學人所接受。如著《中國典當業》的楊肇遇、著《典當論》的宓公干等。尤其是前者,我覺得他在這樣的區分中更是作出了自己的學術分析。我相信他所作的如下分析,可以進一步幫助我們認識中國近現代典當業的存在和發展的歷史軌跡。
    “典當種類之分別,雖無一定明文可考,但據老于斯業者云,典、當、質、押四者之間,亦稍有數點可分,固非僅就資本大小為標準也。如云典者,今幾與當混稱,實則典為最大。在昔凡稱為典者,其質物之額,并無限制。譬如有人以連城之璧,而質萬千,其值固不止萬千,則典鋪決不能以財力不及,拒而不受。當鋪則可以不受,蓋當鋪對于質貸之額,可有限也。逾其額限之數,雖值過數倍,當鋪可婉辭而卻質,此典與當之分別一也。典鋪之柜臺,必為一字形,而當鋪應作曲尺形,蓋典只有直柜,不設橫柜,當則直柜與橫柜并設,此典與當之分別二也。前清末葉,聞可稱為典者,尚有二鋪,一在北京,一在南京,后皆因故自行收歇,以后典遂不存,當亦稱典,質貸之額,固不能無限制,直柜橫柜,更無定制,一以視財力之厚薄,而自為伸縮。一以視裝修之便否,而定設備。故典與當,不特名詞之混稱,而實質上亦難以區別矣。至取利之高下,期限之長短,亦可稍示區別。如漢鎮昔年二分取息,二十個月滿當者,即稱典。其余取息稍重,期限稍短,即稱當。此因區域不同,而典當二者之分,亦稍異其旨也。
    “至質與押,則其規模視當猶小,當質之分,大抵在納稅上,如蘇省當之領帖,需納帖費五百元,質則只需三百元,押則只需一百元。其他地方公益慈善等捐,質押亦視典當為小。至押猶小于質,其期限極短,不過數月,其利息極重,多三分九扣。……是就原始之典當質押四者而言,則典之資本最大,期限最長,利息最輕,押值亦較高。當次之,質又次之,押則適得其反耳。……故我國之典當業,雖有典當質押四種名稱,第因時代之遷延,地域之睽隔,而欲嚴為區(分),蓋亦難矣。”
    不管是分四種還是分五種,我想這段文字對于我們了解典當業發展的歷史,還是很有幫助的。
    我小時候曾不止一次聽到長輩們講舊上海的典當行是“窮人的后門”這句話。一位鄰居大爺更有聲有色地對我講述道,“我年輕時跑過典當行,當時家里急著等錢用,一時又缺錢,怎么辦,只能去當鋪當東西。那次我是去當衣服。我人矮,站在高高的當鋪柜臺前,只能使勁踮起腳將衣服遞給里面的朝奉先生。面孔冷冰冰的朝奉先生接過我遞上的衣服,粗粗看了看,然后問我,‘當幾佃?’我回答說,‘五塊。’朝奉先生說,‘五元不成。我本來只能當給你三塊的,這樣吧,四塊,成你就放下,不成你拿東西走人。’家里等著用錢,四塊就四塊吧。我知道再不知趣回嘴,朝奉先生就會別轉腦袋不睬我了”。
    鄰居大爺接下來告訴我,朝奉先生的面孔并不總是冷冰冰的,遇到大票頭的當戶去當赤金和貴重皮毛貨,前者立馬就會換上一副和顏悅色的神情,問起話來也會客氣許多。經歷過舊上海“當鋪之辱”的鄰居大爺說到這里不由憤然道,“這就是舊上海當鋪的勢利眼!”
    郁慕俠《上海鱗爪》一書中有一則“跑老虎當”的記載,在我看來,此類故事的發生,作案者瞅準的還正是“舊上海當鋪的勢利眼”——
    “市面上靠跑老虎當混飯的人也有好幾百,他們的目的專向舊貨攤上、各小押店收買各種衣服首飾、珠鉆寶石。買來后,改造一次,修飾一回,然后分遣徒黨到各大典當去當錢,朝奉先生偶然失察,就要吃他們的虧。譬如有一樣東西賣價只值五塊錢,進了典當反當了六七塊,這豈不是當價超過于賣價么?
    “他們當了以后,還將質券交于同行(即出賣質券人),又可增加一些進賬。貪便宜輩買了質券,加利去贖出,這個虧就移到貪便宜的身上。但是一經贖出,瞧著不對,乃要照原價當進去,那朝奉先生已不能奉命了。
“到了現在,西洋鏡已經拆穿,當里的朝奉很不易受愚,貪便宜買質券的人也愈弄愈少,因此跑老虎當者收進易,脫手難,故混這碗飯的人目下已不如從前的多了。”
    在“混這碗飯的人”中雖不乏“舊上海當鋪的勢利眼”的反叛者,但更多的是一些市井無賴、社會渣滓,他們往往瞄準一些違規操作的小押鋪,作為他們生財有道的一大途徑。《大清會典事例·卷七七七》記載,嘉慶八年(1803年)時,北京城即有專取贓物的小押鋪。這些小押鋪,“不過希圖謀利,而鼠竊匪徒,藉以銷贓。并聞各街市,于天尚未明時,即擺攤售賣,最為藏奸。而售主亦貪圖便宜,即明知實系賊贓,亦不查詢來歷,殊非日中為市之義。此時若將小押角概行查禁,在彼生理微薄者,或不免失業無依。若不示以例禁,則奸宄公然售賣贓物,尚復何所顧忌。嗣后著步軍統領衙門及五城出示曉諭,不得仍前開設小押,其在街市擺攤者,總于日出后方準售賣。倘其中有來歷不明之物,于犯案后查出,即將知情售賣之人按律治罪”。
    當鋪的違規還不僅于此。且讓我們仍然將探究的視野轉向舊上海。從一些歲入遲暮的“老上海”口中,我還聽到過這樣的故事:舊上海的回力球場曾是個大賭場。賭客參賭一旦輸光了身上的錢,可以到就近的當鋪去拿隨身帶著的東西當錢再賭。一些典當商瞅準了這一點,遂紛紛在回力球場周圍開設了益源、久豐等大小典當行。為了拉生意,一些典當商還給典當行周邊代賭客典當的茶役以回傭和小費。賭場內衣帽間的頭目自然也不肯放過賺錢機會,他們索性湊分子直接在場內受理輸了錢的賭客的典當,他們給予對方的贖當期限僅為當天。過了這個期限不來贖當,他們就將當物送進典當行,常常就此獲利。
    2002年5月10日上海《新聞晚報》曾報道,典當行業主管部門——國家經貿委在暫停審批六年后,重新審批了114家新的典當行,從而使全國的典當公司達到了1004家。
    物是人非,典當在今天早已是脫胎換骨了。誠如有媒體道出的,典當公司已日益成為上海人身邊新的融資窗口和中小企業融資的綠色通道。典當業務除了金銀首飾和手表,更有房地產、機動車、生產資料等等。有意思的是,隨著上海經濟的發展,老典當居然遇上了新難題——一些老外走進了典當行!
    走進典當行的老外或亮出手里的新款手表,或遞上高配置的手提電腦,或帶來嶄新的數碼相機,然后用蹩腳的漢語問道:“請問,這能當多少錢?”
    典當行的估價師犯難了,他確實吃不準這些東西該當多少錢。
    曾有一位朋友和我講起這樣一件事:有位俄羅斯人到華聯典當行典當一款2000年的伯爵表。估價師臉上露出一臉為難:伯爵表排名世界前十位,它的名貴不言而喻,但到底該當多少錢,他一時也很難判斷到位。
    新的問題出現的同時,也是新的商機存在的寫照。所以,我們有理由為之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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